中央苏区时期，为破解中央苏区面临的严重经济困境，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红色武装割据的特点，加强各革命根据地内部互相沟通和贸易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工作，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对外贸易体制机制，为中央苏区与白区交换了大量的商品及人力。以税收等政策为杠杆，调节私商进出口贸易的货物种类，保证将有限资源用在刀刃上。这些具体措施，使苏区经济建设卓有成效，支援了战争，巩固了政权，改善了群众生活。

成立对外贸易总局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越是困难时期，党的引领作用就越发鲜明。临时中央政府一成立，就组建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等机构，接着成立了苏维埃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专门领导经济建设。随后又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和转运局，打造了300多艘货船，从水、陆两路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在此之后无论是农产品输出，还是工业品输入都通过贸易局，在其中扮演着中间人的重要角色。

对外贸易总局的成立以及地方分局和各地采办处的建立和完善，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招商体系。对外贸易局“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矿石出口量，每年三百万担……每年买进食盐价值约九百万元，布每年买进价值约六百万元”。福建事变后，中央苏区乘机与之打通关系并恢复贸易，输出农产品和引进一大批西药、食盐等物资。这大大加强了中央苏区和白区的物资交换，不同程度地缓解了中央苏区物资短缺的压力，同时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提供了物资保障。

发挥招商政策优势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先后制定和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对白区商人与苏区贸易实行“减收半税”的税收优惠，鼓励和保护私商参与苏区进出口贸易，对商人采取保护政策，鼓励私商开展赤白贸易。1930年3月通过的《商人条例》，对贸易进行严格要求，较好地规范了市场。因为苏区市场的需求以及中共的优惠政策，白区商人在与苏区的商品交易中赚取了较好的利润。遍布中央苏区各地农村的圩场，每逢圩期便人头攒动，农民拿出农副产品到这里互通有无，或换回日用工业品。如湘赣边界党和政府修复和开辟了草林、大陇等红色圩场，汀州四都区便有四都、楼子坝、溪口、谢坊等4个圩场，每圩贸易额从数百元发展到数千元以上，不仅搞活了经济，繁荣了市场，而且还巩固了政权。

开辟通商道路

1934年1月通过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保证商业的自由，并鼓励各种群众的与私人的商业机关的自动性，去寻找新的商业关系与开辟通商道路。赣南闽西地区，地处山野，道路狭窄不平，河道阻塞难行，给通商带来极大不便。苏维埃政府通过修筑道路桥梁，整修河道，确保通商道路畅通。

便利交通的同时，中央苏区积极建立与赣州城大商号的秘密商业关系。赣州是赣南经济贸易的中心，商贸业发达。赣州城有三家大商号，“广裕兴”经营百货，“广裕丰”经营南杂货，而“攀高铺”名为染布，实为经销钨砂。江口外贸分局与联合支部派地下党员侯礼湖等人潜入赣州城内，首先做通了“广裕兴”商号老板曾伟仁的工作，双方达成了互相贸易的协议。接着，又与“攀高铺”商号建立了联络，对方同意与江口外贸分局做钨砂的生意。不久，江口外贸分局便派人在赣州城内以开店为掩护长住下来，保持与这些商号的联络。至此，中央苏区商业和对外贸易取得大繁荣大发展。

招引私人资本投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钨矿开采及招商工作，准许私人资本承租开采，引进白区私商开采。通过中央政府自主开采和引进私人资本，苏区钨矿贸易不断发展壮大。私营业主在苏维埃政府感召下，也有出钱出物支援地方文教、交通建设。

同时，成立公营铁山垅钨矿，开办了“中华钨砂公司”，由于出产钨精矿质量极佳且产量大，南昌、九江和广东等地的商人以及国民党将领，争相向中央苏区秘密采购钨砂，出口国外，以获取高额利润。赣南钨矿大多经过江口外贸分局售出。通过钨矿的交易打通对外贸易渠道，换取中央苏区所需物资。在福建事变后，中央苏区政府与新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恢复商品贸易，与“南天王”陈济棠私下达成钨砂交易秘密协定，红军因此得以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线上撕开一个口子。向白区输出大量钨砂、纸等物品，换回食盐、布匹、药材等。钨砂的大量出口使中央苏区获得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从1931年10月至1934年10月，仅仁风山矿场产值就达到400多万银元，换取大量的急需物资，极大支援了中央苏区革命战争。

聘请白区技术人才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靠的是人才。由于苏区严重缺乏专门技术人才，苏区政府出台特殊政策对技术人才进行留用、选聘和调配。一方面是党组织从白区选派，如中央红军兵工厂的3个熟练技师：崔定武、韩日升、郝希英就是党组织从沈阳奉天兵工厂调来的，这三人后来都成长为兵工厂的厂级领导干部。另一方面，毛泽东责成中央政府颁布了“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以重金聘请白区各类技术人才来苏区工作。

苏区通过发布各类人才招聘、培养和人才优待等法规和文件，壮大苏区人才队伍。大批无线电人才，如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三人带着自制的50瓦小功率电台，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争取张辉瓒的第18师电台台长王诤加入红军，组建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文化界人才如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赵品三等一大批文艺精英，创办了苏区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培养苏维埃戏剧人才。同时，广泛吸纳全国各地医护人才、工矿技术熟练工人，号召他们支持革命前往苏区工作。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这些具体的政策和举措是对苏区商贸经验的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发展贸易、解决军民吃饭问题作为经济建设的头等大事，同时积极吸引私人资本，着力拓展对外贸易，创办合作社，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打出来一系列“组合拳”，独立自主地领导经济建设，开创了苏区经济建设的生动局面，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苏区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