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以16个师20多万兵力对福建的闽西、闽北、闽东、闽中、闽粤边（闽南）、闽赣边等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疯狂进攻，妄图彻底消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

国民党军在军事上采取“驻剿”“堵剿”“搜剿”“围剿”等战术，政治上实施惨无人道的“五光”“十杀”政策，经济上实行全面封锁、大肆烧杀掳掠等残酷手段，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废墟一片。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如何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意志，如何正确地为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均离不开党的领导。在游击战争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闽北分区委、闽东特委、闽粤边特委和闽中特委，成为各块游击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核心。正因为坚持党的领导，有一大批党和红军游击队的领导骨干勇于担当，各游击区才能实现战略转变，创造性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红军游击队长年累月地战斗和栖息在深山老林之中，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缺吃少穿，缺医少药，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其艰苦程度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游击队之所以能坚持，关键就在于能以群众为主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曾说：“我们一切都为了群众，把保护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苏区沦陷后，保卫土地革命果实，成为最迫切的现实问题。群众清楚地知道，是红军游击队给他们分田，分财物，并为保田求生而战斗甚至献出生命。因此，群众之中才流传有“我的头可杀，红军不能饿死”的说法。

群众要求撑腰的事，既符合党的政策又能办到的，红军游击队都尽力去办好。比如某村群众受不了反动派的摧残，要求红军游击队去镇压那些反动分子，尤其是罪大恶极的家伙，党会及时派精干武装去除暴安良。

此外，将游击斗争与为群众争取经济利益的合法斗争相结合，领导群众开展“五抗”斗争，每当青黄不接，群众生活困难时，及时开展打击土劣的分粮斗争，解决贫苦农民的口粮困难。通过这些斗争，使群众更加认识到党和红军游击队是真正为他们争取利益的，只有红军游击队继续坚持游击斗争，才是他们利益最有力的保证。

在各游击区，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以铁的纪律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在群众家里煮了饭吃，一般按价付款，并留下字条说明。群众回来后，看到字条又拿到钱，认为红军的确秋毫无犯，十分高兴，于是亲近共产党、红军游击队。

同时，禁止和严厉处罚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闽粤边特委指出：坚决执行党的苏维埃的政策，对于游击队破坏和违背苏维埃秩序与法令的行为，即使是微小的，亦须坚决进行斗争；并采取行政的严厉办法，处置一些破坏革命纪律、侵犯群众利益的首恶分子，对其进行公审以教育群众。

在闽西、闽北，红军游击队在山上经常缺粮，靠野果、野菜、竹笋充饥，而且越吃越饿，但他们有食物还是先想到人民群众。他们下山打土豪搞到粮食时，都会先分一部分给群众。有的群众怕敌人反攻倒算，不敢要，他们便把土豪劣绅的眼睛蒙起或直接关在小屋子里，然后叫群众去分肉、分粮食。有的群众胆小不敢来，他们就悄悄地把粮食、猪肉、食盐、布匹等送到各家各户去。

闽西红八团驻在山上，战士们主动帮当地群众做纸，砍竹麻、木头，不收工钱。群众很喜欢他们，愿意为他们送消息。党和红军游击队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拉近距离、感化群众，与群众建立亲密的联系。

红军游击队不仅是战斗队，更是宣传队和工作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是红军的三大任务。敌人严禁群众卖生活物资给红军，红军游击队就利用群众到城里买东西的机会，让游击队化装成群众在路上等，将群众买的油、盐、肉等东西照价付钱买来，并向其做宣传解释工作，同时教他们向反动派报告，说被“匪”抢了，使群众既得了钱又安全。

到白区活动时，红军游击队一般先派人去同当地党和群众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然后部队再去活动，“群众工作在前，部队行动在后”。实行干部地方化，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举措。各游击区发挥本地干部在感情、语言、生活习惯方面更容易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势，让本地领导干部带头深入群众，和群众谈得来，坐得拢，心连心，同甘苦，共患难，得到群众的完全认同。就这样，人民群众把党的干部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当成自己的家人、亲人。正如闽东基点村群众所说：“我们村里几户人家的命，早就跟共产党拴在一起了！”

党与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人民群众就会千方百计地支持红军游击队，衷心拥护共产党，战胜苦难，取得革命胜利。正因为有了密切的党群关系和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使福建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战场和重要省份，创建了最为宽广的游击区，保存了大量干部，保持了最大数量的红军游击队，取得伟大胜利和光辉业绩。坚持始终同人民群众在一起，为人民群众利益而奋斗，密切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和血肉联系，是福建三年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