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榆林榆阳区黄家屹崂村新貌。新华社发

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时强调，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深化党史学习教育，赓续红色血脉。

在陕西榆林绥德县有一所被誉为“革命英才的摇篮”的学校，与陕北早期的共产党组织，与西北革命根据地，有着深厚的渊源，那就是绥德师范学校（曾名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院，今为榆林学院绥德师范校区）。90多年前，北方革命的火种从北京传播到陕北，在“绥师”成燎原之势。李子洲等早期革命者在“绥师”创建了陕北最早的党团组织，培养了大批干部军事人才。“绥师”也成为整个西北革命的策源地。

历史选择了“绥师”

20世纪20年代，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在“南陈北李”的播火中，革命的火种迅速撒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而有这样一位志士，他从陕北绥德的山坳坳里出发北上，最终在北平落脚。在北大，在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的海洋里，他从混沌走向清醒，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忧愤走向革命，并最终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组织活动家、革命教育家和优秀党员。

他就是李子洲。李子洲1892年12月23日生于绥德县城。绥德素有“天下名州”“秦汉名邦”之美誉。秦太子扶苏、大将蒙恬，汉代名将李广曾率部驻守绥德。

“许多人知道陕甘革命根据地在陕北和甘肃一带，却不知道它的根和策源地在何地。”长期致力于陕北党史研究的原绥德师范学校董事长王守文说。

“西北的革命是从陕北开始的，陕北的革命是从绥德师范学校开始的，是中共早期党员李子洲、杨明轩、常汉三、罗端先等革命先驱闹起来的。因此，绥德和‘绥师’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独特而重大的贡献，是不容忽视和遗忘的。”原绥德师范公司党委书记武军说。

作为陕北共产党的奠基人和发起人，李子洲1917年考入北大预科，1919年入北大哲学系。时年，他参与组织了著名的“五四运动”。1921年，他成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骨干会员之一。

1922年夏，李子洲等陕北旅京津员工，为把拟议中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四师”，即绥德师范学校的前身）建在陕北基础条件相对较好的绥德，奔走呼吁，并取得成功。

1922年10月，李子洲在北大参与创建了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政治社团——共进社。毛泽东等湖南新民学会在京成员，曾赞誉李子洲等人具有“北方之强”的气质。

1923年，经李大钊和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天，李子洲毕业。受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委派，李子洲回陕与王复生、王懋廷、蔡南轩、何寓础、关中哲、雷五斋等开辟革命工作。

1924年夏天，李子洲回到绥德，被正式任命为“四师”董事长。

开展新式教育 点燃革命激情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它所撒播的革命火种也迅速在全国萌芽、成长、传播。

李子洲赴任“四师”董事长后，聘请杨明轩为教务主任，常汉三为训育主任，王懋廷、田伯荫、韩叔勋、李瑞阳、蔡南轩等北大、北师大的进步知识分子为教员，他们大都是共进社成员，有的就是中共党员。

据榆林学院绥德师范校区分管副董事长康伟介绍，1924年秋天开学后，李子洲提出“读书勿忘救国，救国勿忘读书”的办学原则，并在开学典礼上宣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以马克思主义唤醒青年，唤醒农民工人及一切劳苦人民，改造中国，进行革命，建立人类最科学、最美满、最理想的共产主义中国而迁就此职”。

同时，中共北京区委批准由李子洲、王复生和王懋廷组成陕北问题工作小组，指定李子洲和王懋廷为直属特别通信员，在陕北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同年11月，“四师”中共党小组建立；12月上旬，团支部也宣告建立。

“党组织建立后，便进一步发展党员。”王守文说，1925年春夏之交，更名中共绥德（四师）支部不久后的“四师”中共党小组，又改扩建为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简称中共绥德特支），下辖“四师”支部、榆林中学支部、李象九部队支部。

1926年6月，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中共绥德地委和共青团绥德地委成立，统一领导陕北各地的党团组织和革命斗争。其间，李子洲提出“到民间去，开展农民运动”的口号。“‘四师’的党团员和革命青年，积极响应地委和李子洲的号召，组织起若干宣传队，脱掉长袍，穿着农民衣服，扛着锄头镢头，到城郊去宣传。”王守文说。

针对员工中关于学习功课和参加党团社会活动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李子洲一方面引导员工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斗争活动，一方面抓紧对员工的文化知识教育。“四师”的新式教育得到了学子和民众的广泛认可，影响力不断扩大。陕北各地，乃至关中、山西、宁夏、甘肃等各地学子争相报考“四师”，一时间各地英才云集于“四师”，在此学习文化的同时，接受进步思想，锻炼实践能力。

据记载，至1926年冬，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培养的400余名员工中，80%的员工加入了党团组织。此后，“四师”点燃的革命之火以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到陕北各地及毗邻省份。一时间，绥德“四师”被誉为陕北的“上海大学”和“苏联驻华大使馆”。

“此时，‘四师’党组织就像一颗理想信念的火种，点燃了陕北青年的革命激情，他们在‘四师’入党，此后又带动和帮助了陕北各县党组织的创建。‘四师’因此成了大革命时期的‘红三角’，如马明方、刘澜涛、常黎夫、贾拓夫、马文瑞、贺晋年等100多名‘四师’员工，从这里走出去参与创建了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不朽功勋。”武军说。

“在偏僻的西北一隅，因为两个人和两所学校——李大钊与李子洲、北京大学与绥德师范历史性地交汇，北方革命的火种才得以从北京传播到陕北，绥德师范学校迎接历史的机遇，创建了陕北最早的党团组织，培养了大批干部军事人才，成为整个西北革命的策源地。”陕西党史专家张渊说。

“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对李子洲领导的陕北革命运动十分重视。他们不仅多次托人给李子洲寄信、邮寄刊物，还连续派来王复生、蔡南轩等共产党员到‘四师’，以教员的公开身份，协助李子洲加强中共绥德特支和绥德地委的领导工作。由此可见，大革命时期，陕北的革命活动是在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指导下，在‘四师’党团组织领导下进行的。”陕西党史专家袁武振说。

西北革命根据地流淌着“绥师”的血脉

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出路。李子洲是较早重视武装斗争、开展兵运工作、培养军事人才的早期革命领导者之一。

1924至1928年，李子洲无论是任绥德“四师”董事长、西安中山学院副经理兼总务长，还是负责中共陕甘区委组织工作、中共陕西省委组织和军委等工作期间，都非常重视军事指挥人才的培养。他曾先后派遣李象九、谢子长、刘志丹、马明方等近百名党团员，先后进入国民党驻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知识，开展兵运工作，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1925年夏，李子洲接到中共北京区委来信，要陕北派几位同志去黄埔军校学习。李子洲首先想到的就是党员刘志丹。在派刘志丹去黄埔军校时，李子洲说，“可以出去见见世面，不能把目光只放在榆林和陕北二十三个县，要看外面的大世界，开阔眼界，增加军事知识是很有必要的。想要打倒军阀井岳秀，光搞学潮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军队，而且要掌握军队，要会训练和指挥军队”。

1925年，谢子长在北京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派遣，来到绥德与李子洲取得联系。李子洲对谢子长说：“你还是回安定（今子长市）去，办你的民团，那里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谢子长回到安定后，与国民党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石谦团的李象九来往频繁，一起研究搞兵运、抓武装。同时，李子洲还派“四师”的美术教员李瑞阳去石谦部当文化教员。他叮嘱李瑞阳，到了部队，要注意人才、培养人才，发挥骨干作用。

李子洲的话，给了李瑞阳不少启示和鼓舞。来到宜川后，李瑞阳便同史唯然、阎揆要等同志，进行发展组织和培养党员的工作。几个月后，就有一百多名士兵加入了共产党。

在绥德师范党组织的引领下，陕北地区党员人数迅速增加，成为这一时期全国党员人数增加最快的地区之一。

1927年10月，在李子洲和陕西省委组织领导之下，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白明善发动了著名的清涧起义。清涧起义是共产党人在西北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北方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对陕北地区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次年5月中旬，刘志丹、唐澍、许权中率部队开赴华县高塘镇，与渭南农民武装相结合，发动了渭华起义。渭华起义是陕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武装起义。

“陕西共产党人组织领导的清涧、渭华起义和旬邑、礼泉、三原、澄城等地的农民暴动，虽然先后失败了，但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家后来建立和发展西北红军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同时也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最终落脚陕北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经理李建森说。

大革命失败后，陕北中共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很快就得到恢复、发展。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成立。次年4月，省委批准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统一领导陕北各地党组织和共青团工作，使陕北的党团组织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1928年底，李子洲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军委书记。1929年1月底，因叛徒出卖，陕西省委遭到极大破坏。2月2日深夜，李子洲被捕入狱。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李子洲坚贞不屈，视死如归。6月18日，李子洲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

到1929年底，陕北特委所辖的党团员人数超过了800人。“这说明，在白色恐怖下，陕北的党团组织基础坚实，党团员理想信仰坚定，群众基础牢固。”王守文说。

“中共陕北特委从成立到与中共陕甘特委合并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历时近7年，之后，在它们的领导下，陕北各级党团组织和人民创建了陕北游击队、陕北红军，开展了土地革命。”李建森说。

1933年3月8日，为加强党对创建军队和苏区的领导，陕西省委批准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领导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并先后创建、扩大和发展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刘志丹被推选为军委主席，习仲勋为政府主席。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从根据地实际出发，制定和颁布了涉及土地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十大政策，建立南梁集市，鼓励贸易，促进了边区发展，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1935年，国民党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通过武装斗争击退了敌人的进攻，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壮大。“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过程中，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以瓦窑堡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有23个县上百万人口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这为红军长征在这里落脚奠定了基础。”袁武振说。

“陕西共产党人崇高而坚定的信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以及党的坚强领导，是西北革命根据地最终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的最直接原因。”陕西党史专家丁德科说。

党中央落脚和转战陕北时期，毛泽东同志对绥德师范学校给予了充分肯定，还多次接见“绥师”学子，为他们题写了“奋斗”等字样。

“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绥师’有70多位员工为革命英勇献身，60多位员工成为我党政军高级干部。新中国成立后，‘绥师’员工担任过副国级领导职务的有3位，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有8位。”康伟介绍。

传承红色基因 为新时代放歌

弹指间，90多年倏忽而过，但“一代英烈、千秋功臣”李子洲等人的革命事迹，至今传唱不息，并越来越焕发出无穷的力量。

“党在陕北扎根很深，这里的群众基础相当雄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足迹遍布11个省区，最后能得以在陕北落脚并站稳脚跟，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渊源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员罗章龙曾说。

而今，步入陕西榆林学院绥德师范学校校区，“奋斗”“读书勿忘救国，救国勿忘读书”“革命英才的摇篮”“西北革命策源地”“陕北革命的策源地”等红色主题的题词、校训扑面而来，令人顿生敬意。

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方面，榆林学院和绥德师范学校校区正在依托富足的红色资源优势，加速布局，矢志追赶超越。

4月17日，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榆林学院（绥师）联袂进行的签约仪式在榆林市进行，受到了多方关注。

“协议的签订，将对进一步挖掘榆林和绥德的红色文化资源、传承红色文化基因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榆林学院经理许云华表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榆林学院将在党史研究、团队培训、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申报课题、实践研修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榆林公司党委书记张新柱表示，“绥师”丰富的红色资源是学校最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近年来，学校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挖掘“绥师”的红色文化资源，用“绥师”的红色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感染、激励广大师生，使“绥师”这面鲜红的旗帜在铸魂育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榆林学院及绥德师范校区还不断加大校史文化精品建设，力促百年绥师持续“破圈”。由该校师生精心打造的话剧《播火者》，用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李子洲在陕北传播马克思主义火种的感人故事。“话剧红色主题突出，通过展演，大大扩大了‘绥师’的社会影响，已成为榆林学院、绥德县、榆林市的一张红色文化名片。”榆林学院宣传部部长李锦峰说。

“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近年来，我们创新教学方式，拓展教学内容，不断深挖学校的红色文化资源，将其与专业教育、思政育人紧密结合，使课程的时代感和吸引力有了很大提高，有效增强了员工的价值认同与道路自信。”榆林学院教授张柱华说。

“陕北是一片红色热土，‘绥师’是这片热土上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我为自己能在这里深造、学习而深感自豪。我将努力践行奋斗精神，接好历史的接力棒，用实际行动争做红色基因的传承者，用奋斗书写无悔青春。”学校免费师范生娟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