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大钊同志诞辰134周年。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一生的奋斗历程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知所从来，方明所往。今天，再次探讨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党的力量来自组织”这一科学命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会”是重要的起点

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先后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研究会诞生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讨论的背景之下。在这两次讨论中，李大钊明确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强调，将来是必将进入社会主义的，“这是最终而且必须达到的目的”。但“究竟采取怎样的手段才好”，李大钊尚未有明确的认识。所以，他试图依托研究会从学理上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进而在实践中找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法。在此背景下成立的研究会，其本身是带有学理与实践的双重使命。这就为广大知识分子在反复比较推求中选择马克思主义、确立共产主义的信仰作了必要的准备。在人员上，研究会发展了一批对马克思主义有研究兴味和对社会主义有信仰的会员。这些会员在之后多数发展成为团员、党员，为进一步发展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全国性政党作了铺垫。两个研究会从其刊发的启事、通告来看是“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但又明确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且在人员组织上与北京早期党、团组织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社团相比，有重要的组织史上的意义。

“青年团”要做好组织训练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李大钊着手筹备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对组织的结构、组织的方式等都作了初步的探索。第一，组织需要有明确的经费用于公共用途。在北洋政府密探的报告中，曾记录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何孟雄赴俄参加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而筹措经费；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大会上，刘仁静作为会计也报告了青年团的收支情况。第二，组织需要设立常设机构，且需明确分工。第四次大会通过表决设立了团机关“事务所”，同时将原有的四股制及委员制改为执行委员会，设委员十一人并各领分工。第三，事务决策要经民主讨论，且需少数服从多数。如，选赴“世界少年共产党大会”代表，即是通过“投票的方式”进行了推选；设立“事务所”等提案也是“随付表决，多数赞成”后方得以实施。第四，举办定期会议，做好会议记录，落实会议决议。第四次大会上决议执行委员会每星期集议一次，大会每月召开一次。在落实会议决议上，第四次大会提出的事项在第五次大会上汇报了办理情况。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发展、训练为党组织的建立、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

“共产党”的组织务必“强固精密”

1920年11月，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与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相比，北京支部是政党组织，有明确的党纲，同时在党纲中规定了“共产党原则”和“共产党目的”，确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在建党思路上，出于对近代政党政治的反思，李大钊指出，“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依托、“为人民谋福利”的大团体，只能是“平民劳动家的政党”，建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以谋求革命的事业是大为必要且迫切的。在建党实践上，李大钊强调，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群众团体组织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项工作上：一是推进北方各地党团组织的建立。比如，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同月，即派张太雷在天津筹备和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王尽美也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分别在太原、济南建立党团组织。二是推动工会组织的建立。北京共产党支部通过办刊、建立劳动补习学校等方式接近群众、组织工会。1921年“五一”劳动节的集会即是在北京共产党支部的组织下进行的。北京长辛店一千余名工人参加，天津、保定的工人代表也参加了此次活动。这充分体现了北京共产党支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三是引导进步员工团体。如指导觉悟社、曙光社、少年中国学会等五个进步员工团体进行“大联合”，引导员工谋求一种主义、一种信仰，共谋社会的改造。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进步青年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其中骨干力量如周恩来等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综上，李大钊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上，搭建起了“会—团—党”的组织模型，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样本意义，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也多依此进行。包惠僧曾回忆：“当时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先组织党接着就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就是用一套人马搞三个方面的活动”。从人员和活动上来讲，党团多有重合。但从组织建设来看，李大钊创设的“会—团—党”的组织模型，三者既各有分工又能集聚形成合力，既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行了组织训练，又增强了组织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建党探索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