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1930年12月生，上海人，曾任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主要撰稿人之一。

采访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同志作出如此判断，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了这个判断。这个“大事变”是如何发生的，有着怎样的历史条件？

金冲及：“开天辟地”是我们中国人喜爱使用的最高级的形容词。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它由此开辟了一个以往从未有过的新天地；第二，既然称为开辟新天地，那就不是局部性或一时性的变化，而是具有总体性、根本性和长期性意义的变化。

中国古代在君主制度下，没有政党，只有在某些问题上意见相近、有某些共同利益的人群，称为“朋党”。到近代，虽然出现了众多西方式的政党，但并没有真正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并且有着科学理论指导和严密组织的政党。连辛亥革命时期起过重要进步作用的中国同盟会亦如此。这段历史，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只有中国共产党诞生，才在中国破天荒第一次出现有着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能够依靠和发动最广大民众齐心奋斗，并且形成由民众中先进分子为核心的政治力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要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

发生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当然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统治下，人民的痛苦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的真理，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下去。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悲惨结局，更使许多中国人看清了西方国家的霸权面目。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正在这时逐渐传到中国，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幅以前没有见到过的新社会的图景。毛泽东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采访组：您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视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几个根本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哪些贡献？

金冲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百多年历史的主题。离开这个主题，中国一个多世纪当中发生的大事都难以说清楚。

国家民族是一个整体。个人也好，家庭也好，只是它的一个分子。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好：“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这是多少年来中国人从切身经历中体会和认识到的。民族复兴中“复兴”两个字，并不是哪里都可以这样提的。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长期处在落后状态，它需要的是民族发展，很难说民族复兴；如果是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先进状态，当然还要继续谋发展，但不会说谋民族复兴。

中国和这两种状况都不同。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曾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并且绵延达几千年。但在近代，中国却大大落后了，甚至沦落到边缘。毛泽东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鸦片战争使中国在外来侵略者面前失去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道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悲愤地呼唤“救亡”。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当历史跨入20世纪的时刻，世界上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共同向中国开战，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先例。他们武装占领北京达一年之久，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是多么大的耻辱！邓小平在1990年会见外宾时还提到这段历史：“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进入20世纪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对华全面侵略战争，企图灭亡中国。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它发出了我们民族的普遍心声。新中国成立时把它定为国歌，同样因为“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始终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面旗帜下阔步前进。

今天的中国，从方方面面都已发生举世瞩目、令人震惊的根本变化。这个变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中所取得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对中国现实生活的高度而又准确的概括，同时也是有力地鼓舞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努力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顽强奋斗的“一个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美好生活，而且必将能对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

采访组：道路决定命运。您在《生死关头》这本书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道路抉择。请您谈谈道路的重大意义。我们拥有道路自信的根据和由来是什么？

金冲及：理想是预期的目标，道路就是怎样走才能达到预期目标。你如果从武汉想到北京，却选了一直向南走这条道路，那只会越走离北京越远，如果不及时回头，走上正路，那就永远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所以说，“道路决定命运”。

但是选择正确的道路实在并不容易，必须清醒地辨明自己原来所处的方位，了解前进中会遇到哪些不容易绕开的障碍，把情况弄清楚，做好应对的准备。对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更要小心谨慎，边摸索边前进。当走到三岔路口时，面对多种选择，又要不受一时有吸引力的次要因素或假象迷惑而走上歧路。即便有时走错了，也要及时省悟，回转头来，并且从中得到教训，不再犯类似错误。这样，就会越走越聪明，越走越顺畅。用今天的话叫作“摸着石头过河”，最终达到预期的目标。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党的诞生起，就确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目标。隔了短短一年，中共二大分析中国社会情况，就确定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当前的目标是反帝反封建。对中国的实际国情有了新的认识，就比过去大大前进一步，从而迎来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以后，由于对中国革命面对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和“左”右倾错误思想的干扰，道路走歪了，就先后遭遇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两次严重挫折，不少人以为中国共产党从此翻不了身。但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了这些错误，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性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经过惊心动魄的顽强斗争，终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自然使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选择并实现的道路充满自信。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真正做到“换了人间”。接着，在几年内又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以后，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求成，走了一些弯路，使人们直到今天回想起来仍深感痛心。但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人民群众全力支持下，自我吸取沉痛的教训，纠正错误。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上来。4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取得举世震惊的巨大成就。中国人民正是在实践中亲身经历过，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才懂得了许多根本道理，因而能充满自信地沿着选定的这条成功道路努力，为实现这个崇高目标而奋斗。

采访组：革命和改革是中国近代史的两个关键词，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金冲及：在近代中国，革命和改革，目的始终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它们始终一贯的共同点。它们又是一个前后相续、无法绕开的发展过程。不同的历史阶段，自然有不同的使命和条件，这也许是它们之间的不同点。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看看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事情就十分清楚：当国家的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民手里的时候，当统治中国的反动势力拒绝一切根本社会变革、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并且企图灭亡中国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事情真能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如果这条路还有一点希望能够走通，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奋起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的牺牲呢？千百万人奋不顾身投身革命，绝不是任何人想这样做便能这样做的，而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造成的。

尽管革命要付出巨大代价，但它在一个不长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比拟的，从而为以后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进程作出了最有力的说明。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革命和现代化不是对立的。革命的目标是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现代化需要革命为它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急风暴雨式的革命通常是人民被反动统治“逼上梁山”而作出的万不得已的选择。这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舍此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已无法忍受的旧秩序和旧生活。我们决不能以后者而否定前者，也不能以前者而否定后者。

采访组：您的少年时代在国民党统治区度过，对白色恐怖有切身体会，但您却不顾个人安危，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参加了国统区的员工运动。您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亲历者、参与者。您能跟我们谈谈这些经历吗？

金冲及：新中国成立前，我是一个青年员工，经历简单，讲讲这段经历，只能作为一个例子，向今天的青年介绍一点当年国民党统治区一部分青年员工思想变化的实际情况。

我出生和成长在上海的租界内，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那里就变成日军占领的沦陷区。抗战胜利时，我14岁，是高中二年级的员工，对国民党当局政府从重庆重回上海，感到的是国土重光，内心充满了兴奋和期望。最初的希望越高，失望带来的愤怒就越强烈。现实是无情的，这种希望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完全破灭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不堪令人吃惊，他们的接收被称为“劫收”。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更令人强烈愤慨的是，国民党当局坚持内战，国民党的特务横行，做了很多坏事。1946年，反对内战的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教授在昆明先后被特务军警暗杀，震动了全国。我本来是要安心学习的，但对这样的事怎么能无动于衷！我的同班同学、复旦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何志禹后来告诉我，他就是看到在我宿舍枕边放着关于李闻惨案的书，才开始接近我，带领我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抗议罢课活动。后来我加入党组织，直接同何志禹有关。那个时期，我读了很多进步书籍，自己的思想越来越倾向共产党。

1947年，我进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来改为历史系）学习。那时我才16岁，去了才两三个月，就发生了浙江大学员工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副主席是地下党员谷超豪）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杀害的惨案，当局还说他是自杀。同学们极为愤慨，宣布罢课，并在校内组织有一半同学参加的抗议游行，我都参加了。接着，又参加了救助每天都有冻死街头的难民的救饥救寒的运动，参加了集结在上海外滩英国总领事馆门外的抗议英方拆毁九龙城事件的示威活动。这些都是一个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青年员工无法不投入的。我还和一些同学组织读书会，逐章逐节学习进步书籍。

对我刺激更大的是发生在1948年1月的同济大学“一·二九”事件。同济同复旦离得很近，是救饥救寒运动的发起者。校方竟无理开除100多名员工。同济同学准备坐火车到南京请愿（那时同济地下党的书记是乔石）。复旦去了几百名同学声援。国民党当局竟集结军警阻拦，还有马队和铁甲车，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也去了。相持到下午，军警的马队突然向密集在路上的员工群冲过来，并且用马刀乱砍，伤了好几个人。同学们退到同济大学礼堂举行抗议晚会，军警又冲入礼堂将同学们赶到广场上，分堆坐在水泥地上。那时是严冬的寒夜，每堆员工周围是一圈军警，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当时我的感觉就像电影中“鬼子进村”那种情景。直到深夜一两点钟，才由武装军警拿着枪将我们押送回校。

这以后不久，复旦大学地下党便把我发展入了党。那时我17岁，开始了政治上的新生命。八九月间，国民党军警拿着一个30多人的名单到复旦抓人，我也在名单上，但恰好不在学校。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便以“扰乱治安、危害民国”的罪名对我和其他一些同学宣布通缉。我向来性格温和，连我母亲都吃惊怎么会被通缉。后来，党组织为了保护我，要我先隐蔽起来，直到上海解放，才根据组织决定回到复旦大学。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请您为我们讲一讲这次伟大觉醒的历史经过。

金冲及：实行改革开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的起点，在40多年里，中国走过了许多发达国家两三百年所走过的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迹。取得这样的成就极不容易，它是以党和人民的伟大觉醒为先导。

大家很容易想起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所讲的那番话，随后形成了全会主题报告。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这是极大的思想觉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问题。

这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大胆地迈开步子，探索前进。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作借鉴，一切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及时改正，做得不够的就加以补充，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就加紧研究。如此一步一步前进。

看看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并解决的问题，不难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怎样在探索中一步步前进的。这里只是举几个例子：

党的十三大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工作都要以这个基本国情为出发点，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过去实行多年的高度集中而忽视市场作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下来，并把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部分，同时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旗帜鲜明指出：“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并且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正以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姿态大踏步地向前推进。

事实充分说明，中国的改革一直是在通过确立新的经验、采取新的措施而不断推进和深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直是在通过确立新的体制机制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和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的政治和制度保证。